1月9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评论家杨庆祥的最新评论集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（花城出版社2025年10月版）新书发布会在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会场举行。本次活动邀请《十月》主编季亚娅作为对谈嘉宾，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樊迎春主持，围绕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概念提出、理论构建与创作实践展开深入对话，为听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温度的交流。
活动嘉宾（左到右）：季亚娅、杨庆祥、樊迎春
为何“必将有人重写南方”？——一个概念的诗学与政治
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作者、评论家杨庆祥
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的书名灵感来源于诗人北岛的诗句“必将有人重写爱情”，而“必将有人”这一祈使句式，赋予书名强烈的召唤意味与行动指向。在杨庆祥看来，南方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叙事中长期处于“声音微弱”的位置：“南方的方言很难发出高亢的声音……南方往往是一种‘失败者’的形象，同时又锐意改革。”他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指出，南方的叙事常与“南渡”“南迁”相关，是一种“后退的叙事”，而北方则与“北伐”“北上”等前进性、宏大性叙事相连。
然而，“重写南方”不仅是文学内部的自我更新，更与地缘政治、全球话语权紧密相关。杨庆祥坦言，提出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最初动因之一是对南海问题的关注：“战舰不能抵达的地方，语言可以先行确认。”他认为，在全球话语格局中，“全球南方”仍处于弱势甚至“失语”状态，而“新南方写作”正是试图通过文学叙事，确立南方在文化、政治与精神上的主体性。
何谓“新南方写作”？——地方性、临界性与世界性
什么是“新南方写作”？杨庆祥强调，这并非一个封闭的地域概念，而是一个“地缘的、政治的、历史的、审美的”复合体。它既指向中国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福建等地理意义上的南方，也延伸至“南方之南”的东南亚乃至更广阔的“全球南方”区域。在樊迎春看来，“新南方写作”具有三重意涵：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南方、审美气质意义上的南方，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南方。
《十月》杂志主编、《北京文艺评论》主编季亚娅
季亚娅则从创作生态的角度指出，“新南方写作”是“近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概念的提出”，它不仅激发了创作热情，更与当下许多作品形成了“神秘的互动”。她提到，许多作家——包括云南等传统上不被视为“典型南方”地区的作者——都主动询问自己是否可被纳入这一写作脉络，显示出该概念强大的包容性与召唤力。
杨庆祥进一步阐释，“新南方写作”具有鲜明的“临界性”：它介于陆地与海洋、传统与现代、本土与世界之间。同时也是技术理性与宗族传统、未来想象与文化根脉之间的辩证对话。
谁在重写南方？——作家群像与文本实践
“必将有人重写南方”中的“有人”是谁？季亚娅列举了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下辑中重点探讨的作家：邓一光、黄锦树、葛亮、朱山坡、蔡东、林森、王威廉、陈崇正、陈春成等，以及一批“新南方写作”视野下的诗人。她特别指出，这些作家中不少并非“南方土著”，如王威廉来自西北、邓一光来自湖北，但他们都在写作中回应着“南方”的精神地理。
杨庆祥强调，“新南方写作”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写作，而是一种“写作气质”与“文化姿态”，新南方写作的海洋性和流动性密切相关，是现代视野下的一种全球化经验。樊迎春则提出，南方的海洋书写区别于北方，它更侧重于“面向世界”的开放性，与“全球南方”的政治想象息息相关。
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樊迎春
季亚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：在某次文学活动后，几位云南作家主动询问“云南能否加入新南方写作”，理由是云南虽不临海，却拥有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陆路通道，这个插曲生动说明，“新南方写作”已超越单纯的地理划分，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文化身份与创作路径。
如何重写南方？——文体、方法与未来愿景
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不仅是一部评论集，更被季亚娅视为“一部结构完整的专著”。全书分为上、下两辑：上辑系统梳理“新南方写作”概念的生成与理论阐释；下辑则通过对十馀位作家作品的细读，展开具体的批评实践。季亚娅特别赞赏杨庆祥的批评文体，称其融合了“高度凝练的诗歌式语言”与“具有洞见的理论分析”，在学院写作与文学现场之间建立了新的批评范式。
杨庆祥透露，下一步他将与花城出版社合作编选《南方读本》，进一步将“新南方写作”理论化。同时，新南方写作的国际推广也在进行中——去年该概念在东南亚地区引起热烈反响，今年还计划在福州举办大型研讨会，并继续向海外传播。
尽管杨庆祥对“全球南方”在现实政治中的处境表示忧虑，但他依然对文学的力量抱有信念：“战争也许会失败，但故事会一直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边。”樊迎春则在总结中表示，新南方写作既是地方性的回归，也是面向未来的叙事实验，“在车水马龙、人山人海的喧嚣中，文学依然在寻找自己的声音与路径。”
文学的火种已在传递，南方的故事，正在被重新讲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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